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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某年某月某夜,一群受雇的人,悄悄来到草原,悄悄地用布,悄悄地蒙住了天。 若干天后,一群商人来到这里,驮着一麻袋避孕套,抹红、吹圆、放飞(手中有牵线),纷纷高喊:“卖太阳,卖太阳喽,火红的太阳,最新高科技科隆成果,一枚一百美元……” 消费者在众太阳照耀下感到灿烂、温暖:“看那,又便宜,又鲜艳,还是高科技成果吔,今年流行脑白金,送礼就送紫太阳,来买一串、买五串……” 在一边嘿嘿冷笑:“太阳个屁,只能蒙傻蛋!”可是,他忙着同商人们聊天儿,哄抢太阳的事,他一直没管…… 公务腐败、司法腐败、文化腐烂、经济溃烂是相映成趣、相生相长、相互对称的客观实事,是腐朽的民风和腐烂的社会生活中的几大金钢。在经济溃烂中,公有企业里的种种腐败现象可归入公务职权腐败之中,只有等到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之后并能健康运行,那里边的腐败才可归入真正的经济性恶劣因素。因此,这里说的经济腐败不包括“公有资本家”们的滔天罪行,也不包括其它一些经济问题,而专指存在于我们的经济生活和一切生产消费领域中已成泛滥难挡之势的假冒伪劣问题。这个问题是如此地严重,在“人人坑我,我坑人人”的意识和生产生活实践中,我们相互正不断地制造着一种恐惧,我们都陷入到被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个大恐惧之中,在这种恐惧和其它腐烂的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伴随着恐惧的是一种彻底的不信任意识、冷漠麻木意识、否定并摧残一切的意识,是一种深层的危险的反社会反人意识;因为社会文明的、人性的基本性根本性维系意识就是人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认同、肯定和基于此形成的基本的共存凝聚力,是一种最起码的忠诚、真诚、互信、互认,如果这种意识已经分散稀溥得如同没有,那么,社会的一切必将于瞬间瓦解净尽,还谈什么发展经济?因此,假冒伪劣对我们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造成的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危害,以及它对我们整个的社会意识、社会素质、个人素质和意识状态的危害,那是无法估量的。比如当我正伏案写字时,由于笔或墨水是坏货,满满一袋子墨水也写不出一个字、还把纸弄破了、把文字弄坏了好几行,我为此丢失了好的兴头和奇妙的灵感,为此我不得不麻烦地天天涮笔,比如,那经常出毛病的电路所造成的断电,那败坏的新房顶总是在你休息时向你的眼中耳中撒土撒沙子,等等等等,每当此时,我就经常怒火万丈地骂娘,并恶毒地诅咒天下所有造假货坏货的人全都死光死绝,我走到街上对满脸笑容的招客门商总是满心的仇视……至于那些被假农药化肥、假酒假热水哭假药假服务坑害过的人们,他们的内心发生了怎样剧烈深刻的变化你能说得清吗?实事已经很清楚,君子们正从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入手,教导着我们自掘坟墓——资源被遭踏、人心被毒化——大悲局时刻、大动荡时刻的恶性爆发——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彻底扭转这种败坏趋势的话。 而实际上,现在的情形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论题范围,被称作假冒伪劣的已不仅仅是“货”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假钱、假话、假官司、假作品、假文凭、假政绩、假情假义,似是而非拙劣无耻的假文章假理论、各种各样的假人——假官、假警察、假作家、假企业家、假明星、假唱歌……比比皆是,无法统计。实际上,我们大部分人正达成这样一种共识:走正道不富,走邪道不穷,不害人难以立足,害人者左右逢源。查查那些“能人”的历史,都无不充斥着坑害国家和民众、践踏法律和正义的种种丑恶,正是这种丑恶的累积,才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滋生着滚滚财富和一顶顶荣耀的冠帽;在我们这里,成为一个“能人”的要求实际上并不高,只要你的智力达到下中等水平,再加上十丈厚的脸皮和比碳还黑的心肠,你就能跳过龙门由一条鱼鳖变成一条象模象样的“龙”!当然,这都是些令人讨厌的小蚯蚓。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氛围中,一二十年来,除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足够的真实性之外,其它方面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资源掠夺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真正的创造和价值的增长!因为,第一,人对自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掠夺实际上丝毫也没有产生新价值,相反,我们停止了对财富的科学创造行为,我们不仅在原地踏步,而且由于资源的日益减少,我们实际上在退步。第二,我们之间的掠夺争斗正摧毁着我们创造财富的体力、心力和已有的自然条件、社会物力条件和社会环境条件;这种“争斗”是最拙劣最卑贱最无能最危险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仅与人性格格不入,更远远拙劣于自然物种之间的竞争,因为,它们往往是通过改进优化自身内在素质、优化与整个生态环境和其它种群之间的相依共存关系、通过自身素质与共存体系之间新和谐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在对整个生存系统做出贡献的基础上争取自己优先优越的生存发展权的,而决不是简单野蛮地把别人嘴里的东西夺到自己手里,因而,我们那样的掠夺实际上不仅是社会退化、人性退化的一种表现,甚至也是物种退化的表现,是生命力竭疲有病的一种表现!第三,无序中的掠夺和争斗,不仅是一种退化和机械的破坏力,更是一种腐臭和溃烂,是对资源和条件的污染毒变。第四,在意识上,我们正远离创造,我们的创造力在急速地退化着,我们已习惯于投机取巧和坑蒙拐骗,而对如何创造、如何真正地将无价值的东西改变成为有价值、如何通过一定的创造性作用方式使价值不大的东西变成十分珍贵有用的东西等等已经十分陌生了,总有一天,“创造”在我们的意识中将成为不可思议的怪物;如果我们现在还剩下一点创造力的话,这种可怜的创造力只用于如何将贴面舞向脱衣舞和“揭皮舞”创造,只用于把女人从“三从四德”状态向性工具性玩艺方向创造,只用于把种种丑恶的不可饶恕性向要宽容性、合情合理性、天经地义性、自豪光荣性创造……除了这些荒唐无耻的“创造”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其它创造力了。第五,与失去创造力相对应,因为我们不能以创新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了,因为失去创造力和创新效益的社会无法满足我们的贪欲并无力对我们实施有序的组织和管理,我们在意识上、行为上、生存实践上就只好以对他人、对社会的坑骗掠夺为基本内容,只好凭借各自的优势和条件寄生于他人和社会;经过这样的实践积累和意识积累,我们已失去了基本的共存意识和相互认同的意识,社会和他人完全变成了每一个“我”的对立物和寄生对象;人们已不能自制,已无法容忍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力量自身也已经贫病交加——它同样是由不能自制、不服社会制约的人所操纵着的、已经成为这些人的家产;进而,如果这种状况不能被扭转,社会必将被撕成碎片,构成社会的每一个赤裸隔绝着的或相互寄生、相互还击、相互躲避、相互拒斥膨胀的“我”也必会以前赴后继的方式纷纷倒下,最后剩下一个最野蛮强横的“超人”或“强人国”(而此国会继续演变成只剩一个“超人”的状态),而这个“超”人不久也将死去,因为他不仅没有了同伴,他赖以生存的各种条件也在破坏和污染中完全丧失。此时,地球将复归于无生命前的那种安宁和死寂,上帝终于惨败,魔鬼终于胜利——渺小的生灵象娇柔的花瓣那样被它捏搓成碎沫抛撒向天空而化为宇宙尘埃;而当尘埃没有记忆,它无法记起它曾是生灵的过去,正象已被我们吞进肚子里的猪肉沫无法怀想它曾是某公猪的曾经品尝过无数美味佳肴的某个猪舌细胞那样;因而,我们现在应当趁还有思想的时候立即展开我们想象的翅膀,想象当我们化为尘埃之后在宇宙中呆头呆脑乱碰乱撞不哭不笑的美妙情景,想象那时的我们为什么想不起自己曾经是一个腐败者、造假者时对自己化为尘埃时所产生的美妙想象? 有人说,人们是憎恶、反对假的;假不可怕,揭穿了是一张画皮;只要人人紧握真的神剑,勇于向假开战,就一定能够把假彻底埋葬。说这话的人当然是痛恨假而富有正义感的人,可这些话又不免带几分书生气。实际情形是,我们的确处于对假冒伪劣的恐惧和无奈之中,我们又不得不在这种恐惧气氛中弄些假冒伪劣来以恶坑恶或以恶消恶,我们在许多情况下又是喜假好劣的。一种经常看到和听到的情况是,造假制劣者比受害者更理直气壮振振有辞,明显的罪恶迟迟得不到最起码的惩处,而可怜的受害者即使有时获得传媒的支持也还是可怜兮兮、无人负责,至于说“精神损失与赔偿”对受害者更是天方夜谭!只要不被反攻倒算、不被造假造劣者控告为侵犯名誉权的罪人就谢天谢地了!这世道也真正他妈见鬼了!有那么多人竟然寡廉鲜耻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和“王海现象”出现了,他是勇敢的,冒着种种风险单枪匹马地向假冒伪劣大森林开战;然而,竟有许多位有地位有身份有名望的不同行业里的君子们说他是刁民,并头头是道地论证王海行为的“非法性”!这些君子们也他妈太会猎奇弄怪出风头赶时髦了,也太不一般、不平凡、不封建、不传统了,有那么多非法现象他们嫌不刺激不新鲜不好玩没好处而不去论证,全国就那么一个敢于对假冒伪劣说“不”、敢于向丑恶势力开战的王海,却让他们那极有现代性、先锋性的思想和理论立即地逮住了!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屎尿垃圾他们不嫌碍眼、不想办法出主意下工夫努力把这些臭东西清理掉,偏偏路边上的一株鲜花让他们觉得不舒服而非要拔掉不可!这都是些什么狗屁东西?纯粹耗粮食而不下蛋的无用母鸡是要被杀吃的,而这些君子岂只是光吃粮食不下蛋?这些猪狗东西还要往面罐饭锅里拉屎撒尿,如果在正经人家里,它们早就该下油锅了吧?岂容它唧唧嘎嘎飞跳到现在?然而,我们应该思虑的另一方面是,难道我们人人都学王海、终生以打假为职业?从个人的角度,我们的事业和生活都是多方面的,我们的人生应有更丰富更实在的内容,为了这些,我们不可能抽出太多的时间去消耗;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打假永远都是一种不创造任何新价值的“赔补性”活动,付出的人力物力时间所得到的仅仅是把多余的东西清走、把失落的东西找回、把弄坏的东西再修补好、吃下毒药后再吃解药!因而,打假是一种无功的被动、被动的无功,打假应当是迅速向无假过渡的桥梁!然而,这又是多么天真的正确啊!长期的大动作的打假尚且无功,如何再言迅速?有那么多人在制假造劣,有那么多人在为假冒伪劣保驾护航,有那么多受害者无人过问,有那么多君子对打假指手划脚愤愤不平,可见,这假劣之物一定根深叶茂,打假的艰难必然无以言表,纵有千万个王海能奈假何?任何运动,不论是建设性的还是破除性的,都只能在共存规律中取得合于理性的成功;打假的成功,必须获得三个方面的支持,一是大众意愿的支持,这一点是有的,但许多人与造假制劣者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因而,不到极端、这种大众意识无法转化为强大的直接运动;二是大众行为的组织化、统一化,即这种行为要有组织的管理、领导和坚决支持,然而,我们遭遇的总是地方保护主义和贪官奸商的狼狈为奸;三是要获得坚不可摧的理性依据的支持,给我一个让我无法否定的理由,我可以为所欲为、目空一切、付出所有,没有理由的命令和“感觉”只是厌恶的对象和反抗的动力,这是所有有着基本理性意识的人所共有的一个心理倾向,只是有的强有的弱有的自觉有的不自觉;然而,君子们给出的是我们反对王海、接受假冒伪劣的理由!这真是一个王八蛋疯狂横行的文化论坛,我们遇上了一个天理哭泣的时代! 因此,我们应当仔细推敲一下那位富有正义感而又有些书生气的人的话:人人坚握真的利剑、勇于向假开战……其中的“人人”如果是“每一个人”的话,那么,如果人人对假冒伪劣都陷入冷漠、习惯、无奈甚至参预其中,如果让那些信奉“人不为已,天诛地灭”的人去打假,如果真打假必然有害无益(对个人而言)、与假冒伪劣狼狈为奸必然无害有益其乐无穷,如果人人都失去了理性和规则——痛恨别人的假冒伪劣而赞成自己和亲友的假冒伪劣——痛恨自己所受之规则、希望别人都钳死在规则里,如果守规则有害而昧良心有益,那么,打假的希望在哪里? 因此,同反腐败一样,对打假的前途,我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在别的问题上,我信奉唯物主义和辩证论,而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我不否定有些社会的发展状态和前途会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规律,或者说,由于一系列条件的复杂多变,由于它的发展刚好与唯物历史主义的规律相背逆,它的前途也就正好是与历史唯物主义给我们指标的那个生机无限的未来是相反的,即它将自造一个非常悲惨的未来。我不相信经济基础和生产力一定起决定作用,我认为,精神文化生活是人类生存内部的一个根本部分;符合或说遵守唯物历史规律、让自己的思想文化及一切上层建筑的东西服从发展着的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需要、让上层建筑服从自己整体的生存发展利益的需要的民族,将是长生不老的;反过来,上层建筑既臭又大,那么,根本用不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低劣败坏,用不住疯子一般臭大的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所释放的强大猛烈的反作用、掐扼作用,仅仅这个腐烂不堪的上层建筑自身就足以将这个民族毒死或撕碎,因为背负这样的上层建筑实际上等于头脑里已挤满了癌细胞。这样的例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并不鲜见。你能说那些已经灭绝的民族全都因为生产力太落后吗?当一个人、一个社会坚定地选择死亡作为自己的前途而不守唯物规律时,规律和别的好心人能拿它怎样?几千年前的孟子不是早就说过:"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话”吗?我们首先不能说上层建筑仅仅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反映和工具,它首先属于它自己;我们更不能说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能够带来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我们只可以这样说:经济和其它社会事业一样同是社会文明事业的必要成份;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发展经济成为了我们社会文明事业的首要任务、根本任务;当这些条件消失或新情况新条件具有更大的急迫性、重要性时,经济事业将恢复到它在整个社会文明事业结构中的基础地位和普通地位。 应该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是不可消除的,而要将这种关系准确地转变或塑造为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让它必然地推动和指导社会的文明进化而不是退败死灭,至少应将两个前提——当然是动态的可以在日后加以疗治和完善的前提——引进过来。一个前题是那个社会必须是有生机有前途的,它的历史遗传和现实存在总能使它战胜自己,总能克服自身内在恶毒的反历史唯物规律的成份,总使自己最终自然或自觉地使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广义上指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关系而不是片面的“征服”)的需要,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和整个社会文明事业发展的需要,总能使人们的共存素质、共存条件、独存素质、独存条件和共独存关系得到自发自动和自觉自为的强化与发展。君子们说,在他们的教诲下,人们特别是新一代的素质大大地提高了——因为“他们的自主性、独立性、自我意识等等”都得到了提高!然而我们要说,仅凭这一点就下什么美妙的结论,只能是一种片面的胡说!我们可以不去追究“独立”“自主”“自我”这些字眼真正的确切的科学含义,仅仅从一般性界定上,这些东西都首先应是人的、人性的文明范围内的东西,而决不指禽兽们那种觅食求欢的“独立自主”唯此,它才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才可被拿来证明“人”的素质的提高;否则,那种没有原则的所谓独立、自主、自我,那种无视社会文明规则和他人的存在而狂妄无耻的说法:我就是我、我想怎么样就怎么着、谁也管不了我、我是流氓我怕谁、气死你们……那种在求怪求异求臭寻刺激中无耻无聊卑琐地对一切真理、正义、良知、信念、道德唱反调的人……算什么狗屁进步?这只能是一种退化,是低级得让猪狗也感到羞耻的东西,充其量也只能算作人们的独立性迷失后的一种非常错误的回复。从现实意义上,对“独立、自主、自我”等等标志人们的独存素质的东西的评价,必须把它放在与人们的共存素质、与社会的共存环境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去具体考察,要依据共存与独存素质之间是否相互优化强化发展来确定其优劣好坏,确定这个社会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否则,仅凭一点就说什么什么进步了,这与那个将自己的左腿砍下来捆接在右腿上而说自己长高了、长美了、进步了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残废和死亡!历史唯物主义规律在一个社会能够切建立、能够发生真实具体的描述和规定作用的另一个动态前提是,我们必须首先把所考察所驾御的现实社会看作是历史与现实、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因素与关系和文化因素之间的综合性有机性整体系统,把它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规律继续向前流动的初端和起源,是一个混融的起始;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关节、时刻都是这样的起始,都同时把社会的继续发展界定在两种以上的可能性之中;以这样的起始为源头,这个源头中的所有物质因素、关系作用因素、经济因素、精神文化因素等等都是社会继续发展的决定性前提性力量;其中的硬因素和软因素将分别地和辩证交融地对社会今后的发展、对其中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发挥决定作用;在日益复杂化、动变化的今天,“起始作用”与“规律作用”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更加突出和明显,正象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车辆那样,每一起点的瞬间状态与以此为始的前行状态、瞬间作用与规律作用(驾驶员与车辆与道路状况之间正常的辩证互动规律)之间的前后贯通相互决定作用异常强烈,规律作用与反规律作用都处在极限状态,两种极限的对称互动将使行驶运动时时刻刻处于多种可能性之中,最好的驾驶员、最好的车辆、最好的道路也不能保证行驶的万无一失,只有三者间的正常性作用与瞬间作用的恰切作用才能最终保佑行者的平安;此时的规律将失去其刚性而显出弹性、软性、流塑性,规律不再有方向意义而只对可能性进行动态而敏感的活性界定,它成了藤条和细流,它处处同时被它自己和外在的、偶然的力量所左右,直至它最后的完成或折断。正因此,快速行驶未必是好事,疯狂的规律已然无法把握自己;进而,在驾驶技术、车况路况都不怎么样的情况下,一开始就煽动什么“有水快流”的做法,没有原则地视混乱狂妄为发展,视挣抢打斗掠夺为发展,只能导致车毁人亡。 因此,对打假,我们也只能对之进行综合性大致性的思考,对打假的前途也只能给出或胜或败或不胜不败等几种可能性。 有人说,假冒伪劣问题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初期共有的现象,如某某国、某某国都是这样。这简直是自欺欺人的胡话。“共同现象”“共有问题”并不能说明所有得这种病的人都能痊愈出院,都有问题与是否都能解决问题根本是两码事,别人有问题并不要求你也出问题,你的大姐夫、二姐夫……十姐夫一个个地把你姐娶回家了,你难道也要学他们娶个姐姐回来?有人得了感冒一治就好了,有人不但治不好反而发展成了其它顽症;到了冬天所有的人都必须感冒吗?假钱、假话、假理论、假政绩、假情假义难道都要归咎于商品经济或它的不发达?为什么有人穿得很少而不易感冒而有人穿得厚如母猪并整天守在火炉旁却还是整日百症缠身? 那么,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为什么易出又难治呢?这实际上可归入同一个问题。易出就难治,难治不治就因为易出、就能大出特出。问题的严重性不仅仅如此,实际上,现在已不是难不难治的问题,而是放纵、大放纵的问题,这与我们整个社会对所有丑恶的大放纵、对真诚信念的大否定是相通的。 因此,对于假冒伪劣的成因,我们可以笼通地进行如下说明: 第一失衡求衡作用。即在当今社会中,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不坑人不害人便难以立足,不搞假冒伪劣就赚不到钱或所得之钱与所付出的努力、与搞假冒伪劣者所赚的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悬殊,甚至可以说不成比例。 第二,平衡维护的自驱作用。即一旦你加入到搞假冒伪劣的大军中,你就可以立即发财、发大财洪财,你更会名利双收,在社会上想多风光就多风光,你将成为万人推捧万人羡艳的能人和英雄。 第三、活性推动作用。即,害人者猖、爱人者亡的社会氛围天天浸泡着你,别人的发财史、暴发史以及种种现实的诱惑、急功近利的心态、随手可得的做恶条件,将从各方面拉着你、哄着你、牵着你、扯着你不由自主地投身到造假制劣的队伍之中。 第四、僵滞腐烂作用。滔滔腐臭的社会风尚,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被肯定被歌颂的无耻自私,君子们对许多低劣堕落的臭东西的华丽骗人的包装和宣扬推销,基本的理性良知、基本的国家观念、民族观念、整体观念、平等互爱观念的丧失,使人们泯灭了自己的真诚和良心,掩耳盗铃一般地麻木着犯罪意识和对大家在做恶中共同制造的可怕的未来的恐惧意识、危机意识,人们遗忘了或强制忘却了这些,而习惯于把自己浸泡在邪恶之中。假冒伪劣对别人、对社会、对整个经济的发展和大众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我们民族的未来等方面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丝毫引不起他们的良心发现和自责自疚,他们反而振振有辞地寻找理由以自我安慰自我狡辩。没有几位君子为种种丑恶现象感到烦恼,为一幕幕社会悲剧感到痛心,却独对敢于打假的王海感到义愤填膺,独对造假售假者少赚的两毛钱感到痛心疾首;造假造劣者有这些名望大学识渊博影响大的君子为自己代言和撑腰,他们能不欢乐开怀吗?还能自责和收敛吗?君子们及其造假制劣的贤子孝孙们总是与正常人的言行念头相反,他们不认为在打击邪恶方面民还是越“刁”越好,他们总相反地认为,在走向邪恶方面民越刁越好,在服从服务于邪恶方面民越顺越好!有水平这么高的君子作导师和领袖,我们的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能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 第五、顺利的条件和无风险的高回报最终导致了假冒伪劣的疯长。在我们的流通领域、广告宣传领域、经济行业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领域、经济管理领域、混乱的市场及市场管理领域,都无不给制售假冒伪劣者大开绿灯;在事后,他们又很少被检查处理,即使万一被查获,也只是皮痒肉不痒地轻轻挠一下草草了事,只要你有一点点的聪明、肯花一点点的非法收入买路消灾,你简直就是万无一失的。有如此充余的条件和美好的前景,谁还愿意在那里傻乎乎地苦心经营正经行业?为什么不制定一套严厉的规则?为什么不对不正当竞争、假广告、与社会邪恶同流合污的管理者进行坚决严苛的制裁?然而话又说回来,在一片腐烂的社会中,在各种丑恶相互勾结、相互喂养的社会中,好的规则是难以制定的,即使制定了,它又能吓住谁、治住谁?近年来我们制定的规则虽不完备却也不少,可有谁去认真执行过?让谁拿规则治谁去?在恶浪滔天浊液漫卷中,的打假、王海们的打假、《质量万里行》等等全都显得苍白脆弱、孤独可怜、收效甚微,就好像用一根手指般粗细的木棍去扑灭一望无际的森林大火,不仅好可怜、而且太荒唐!有人埋怨消费者没有勇气投诉,有人说消费者没有辨别真货假货的火眼金睛,这意思是说,只要地方上的老百姓都成了专业大律师,这地方的治安就一定是好的,地方上小偷众多,是因为这地方的百姓太笨、不会识别好人和坏人、不会鉴定某人是否小偷。这是我们的专家的诊断和处方,这专家们的头脑也太不正常了、智力也太低下了!我们应该问一问:投诉能解决多大问题?投诉能象喝白开水那样顺利吗?为了一元钱而投诉的意义有多大?当我们被假冒伪劣包围而投不胜投、诉不胜诉的时候,是否会得投诉恐惧症?是否会把人折磨成疯子?这样的人生是否太可怕了——天天打官司?法官能处理那么多不该发生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吗?应不应该把司法队伍扩军一千万专门走家串户处理大家的吃喝拉撒睡?消费者难道必须成为商品知识专家、必须在市场商品的汪洋大海中活到老学到老吗?人们购物时要准备一份紧张激动的捉奸心理吗?如果货架上全成了假冒伪劣的东西,或仅有10%的真东西而又被先下手为强的商品知识土专家买断了,那么,即使大家都是专家又往哪挑选真货去?如果社会到了要求它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必须是商品知识专家、人们除了一门心思研究何者真何者假何者优何者劣之外几乎剩不下多少时间和精力干其它事业时,这说明了什么?这是怎样一种堕落而可怕的情景?即使如此,我们都轻易而举成了专家,能象感知自己是饱是饥那样确定商品的真假优劣,我们又如何检验真话假话真荣誉假面具真事业假政绩真情实义和虚情假义……?在这样的社会中生活好辛苦啊,学习商品知识把头发学白了,辨认真假商品和真假人品把眼给弄花弄瞎了!这成什么体统?社会一面扭过头去对一些人说:还不快快造假售劣去?时间就是金钱、坏东西就是你们的命根子!社会又转过头来对大众说:你们可得小心,一定要炼就一身识货辨假的大本领和火眼金睛、打假扫劣的光荣任务就交给你们了!如果你真听了它的话,苦心学成了一身本领,那可就上了大当了,耽误了正事不说,你这套本领根本就用不上,满眼全是坏货,火眼金睛也白长了,弄不好还会被搞昏花了眼和头。 进而,在具体的层次上,让我们思考一下假冒伪劣为什么易出而难治。 第一、产品生产者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们只讨论“正牌企业”的质次品劣的问题而撇开专门制造假货的“地下企业”。专门造假者本身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东西,它就是直接地在造假,是故意要害人的,它的问题全发生在人的精神素质和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治理之中。而其实,“正牌企业”生产出来的劣次产品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比“地下企业”的“纯正假货”好多少,甚至还不如假货。产品或服务性无形商品的质量,是企业生产经营综合运作的结晶,我们可以把决定产品质量的综合因素分为人的因素、物的因素、关系作用因素。人即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物即各种资源、能源、工具、设备、条件等。关系作用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素质因素,包括一般性能力素质、心理意识素质和企业所需要的特定的能力素质、特定的功能协作关系素质;二是经营管理方面所涉及的种种关系因素,包括人与人之间管理关系、功能分工关系、普遍的企业环境文化关系、具体而重要的企业内私人间关系、企业与市场及周边社会网络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消费者的关系等等,三是有关技术方面的关系因素,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技能性、程序工序性关系,人与物之间的操作协调关系,不同的原料、工具、设备、其它物质条件等方面的技术构成、技术组合结构、技术创新关系。正是在人、物、关系因素之间具体而发展着的关系构成、关系作用、关系运作和动变中,一定的产品才被具体地创造出来;因此,只有当这三种因素充分、优越、组合科学的情况下,才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其中,人的素质因素最重要,它是其它因素的创造者、领导者、操作者、发展者、利用者,只有当企业拥有高素质的经营管理者和劳动者、并在此基础上拥有科学的经营管理、健康向上的劳动方式和劳动士气、优秀美好的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的时候,好产品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否则,再好的物质条件、技术条件、管理制度、经营方略也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东西。而在我们的当今,人的素质如何呢?不论是经营管理者还是劳动者,存有责任心、事业心、利他意识、服务意识的人还有几个?退一步,有几个人还能从心底里认可自我的同时又普遍平等地认可别人的权利和重要性?有谁认为人人相互平等地认同和维护别人的权利是维护各自自身权利的基础?有谁还能保存这种最基本的合理的功利或势利意识?又有谁还能自守朴素的良心?单凭外在的制度能拴住人们的心猿意马吗?在经营管理者中,有几个人还存有远大的发展眼光、沉稳镇定的心态、持久作战的耐力、科学明晰的发展战略、服务于社会和与社会共同创造共同发展相互弥补的良知和理性?有几个人不存坑人坑国家之心、投机侥幸意识、卑劣的捞一把就跑的低贱意念?失去创造力的人们还能够产生优化管理、科学经营、技术创新的内在意愿和能力吗?在劳动者中,有几个人真正爱岗敬业?有几个人能以诚信的朴素意识认真地对待现实职业和服务对象?有谁真正关注企业和别人和社会的命运?在无条件地无原则地追求腰包最鼓努力最小的意识引导下,谁不愿偷工减料、敷衍随意、搞小动作?谁在那里心平气静地干着自己手中的活儿?谁不在时刻盘算着跳糟?…… 第二是、行业管理部门、法律及其它有关社会组织对企业行为、企业产品及整个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问题。 没有基本素质、能力、资格、条件的企业为什么能顺利开张?没有合法批准的黑企业为什么无人过问?雨后春笋一般的造假工厂为什么一日千里日新月异地发展着而没有被阻止?坏货为什么都能顺利地通过种种渠道向社会推销?作为坏货的帮凶的传媒和流通领域为什么日益张狂而无人干涉?已经查出的制假企业为什么总能大难不死甚至越活越年轻?制假者为什么总是被保护被树立、总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情深意厚?在我们的社会,丑恶的人掌握着低劣的规则和文化,规则和文化变成了他们的赚钱的工具和作恶的助手;于是我们没有规则,或准确地说,强者恶者没有规则、不受规则约束,并玩弄着规则;弱者的头上脚上身上空气里高悬着密织着遍辅着无处不在的规则,他们又时时刻刻梦想成为强者恶者而甘愿忍受罪恶,罪恶因而被宽纵被妆扮被全民发扬光大,正义却成为让所有人无法容忍的事情。因而,我们没有被普遍认可的正义,只有当某个正义恰好与某个人、某群人的切身利益相契合时,这具体的正义才被具体的人群以具体的方式在具体的时空中被认可。有人说雷锋过时了,并不是指雷锋真的太陈旧了,而是指他死得太早、不能再为现代的人办好事了,某些人不能从他身上获得好处和正义了;我们说某某人真好!那么,不论这人是否真的很好,我们根本不会关注这没有用处的“客观性”,我们实际上说的是这人在具体时空中给我们带来过具体的好处,例如,他出于真正的良知和义愤而为你讨回过公道,或者,他出于你们之间的地位关系、为了以后能利用你而总是很顺从你、很关爱你、或总以你喜欢的方式表达他的言行——如吃斋念佛、等等。因而,在我们具体地认可的正义、好、好人中,有不少恰恰是一种完全的恶,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头脑清醒、眼睛明亮、知道对方真实的好坏和自己的看法的偏失与虚假的!然而,可怕的不止于这种具体,更在于在对待正义、道德、规则、良知、真理上这种普遍的极其卑琐虚伪实用的态度。也因此,在我们所否定、嘲笑、恶毒攻击、冷漠讨厌蔑视的东西中,恰恰包括着许多正义的、善良的、真理的、珍贵的、可歌可泣的东西。想来,我们这里的人们是不会理解那些放弃自己优裕的生活工作条件而甘冒各种凶险、吃尽各种苦头、义无反顾地跋涉于非洲大沙漠和世界各地、真诚无私地投身于国际人道救助事业和环保事业的人们的心理的吧?实际上,这样的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无私奉献、追求某项正义事业和为民造福的人,在我们这里虽然不多却也不是绝无仅有,然而,当他们的行为与周围人现在现时的具体可见的利益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不很明显时,他又从周围人(包括他至亲至近的家人)那里得到了什么呢?冷漠、嘲笑、讽刺打击、故意陷害、可怜同情可惜(不为他的不公正遭遇可惜,而为他的“神经有毛病”可惜)!凤毛一般稀少的清官之所以被歌颂,是因为他是大官、他有权有力整倒了一些坏官而给大众带来了实际的好处,而那些耿介忠正、甘居下层、不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的无权无势者虽为官场留下了一点可怜的清白,虽为理性和良知留下了一点渺弱的希望,虽于无形之中阻止了许多丑恶事件的发生,然而,他们从大众那里得到的只能是讥讽嘲弄,是“愚笨无能”的评价,他没有任何号召力,因为他既不能象大清官那样,也不能象贪官污吏那样给人们带来伸手可感的好处。 据传说,我们是一个轻利尚义的民族,我们的诸多君子们到现在还正在对孔孟之道的重义忘利观大加讨伐。然而,仔细一看却让人发现,这个传说与实际恰恰相反,我们是最唯利是图的——只不过善于包装、善于用枪棒(有利的宣传条件)逼迫天下人指鹿为马罢了!特别在现在,我们没有了义无反顾的献身者——若有、也早被人们抓住押送到疯人院了;而在另一个地方,据我们的君子说,已被铜臭味熏了几百年,可在那里,专心于、献身于科学、真理、正义事业的人却一摸一大把,即使是无谓的冒险和玩乐和在外人看来十分卑微的事情,人家干起来也总透出一种彻底的真诚和无限的投入,一种广泛的人道、正义——尽管在我看来那里边有许多愚腐虚伪的东西,和一种扎实具体的信念——所做的是权利与义务的同一、真诚地对待它、无条件地干好它、并以这样的观念作为评价和认识他人的开端,合起来支配着一种有序的人格和社会。然而,我们在君子们的领导下搞思想解放搞了二十年,吸收进来的尽是人家的“自我”、“自由”、“黄头发蓝眼睛”、“性感”、“大屁股大快上床”等等纯粹是垃圾的东西,纯粹是人家的大小便和洗澡水和农药化肥!这连李鸿章的洋务派和康有为的改良派的水平都远远无法达到,简直是对民族的文化创新力、文化吸收力、文化发展力的侮辱!我们总在引进和崇拜尼采、叔本华、拜伦、沸洛佛德等等标征西方文化精神之反逆和没落的感觉主义大师,而对那里多如繁星的理性主义大师总是视而不见!我们总象狗那样凭味道的好坏决定自己的言行和思想,总在对待社会公利公义上采取与对待具体人事上截然相反的态度——只管耕耘不问收获,总在追逐“糊涂的爱”!爱是糊涂的吗?庄子说,噬欲深者天机浅,可见,爱之优美表明它不是糊涂的,糊涂的只是卑劣的欲念!女人天生缺少理性,她没有过清晰真实的爱,因而她的所谓爱可能与糊涂的欲念殊途而同归——糊涂之“爱”,她们善于乐于被好闻的味道好看的花样所玩弄所拐骗,正象少年儿童总喜欢艳丽响亮的东西一样;而男人太知道他想什么、干什么、要什么了,如果他也在那里破着嗓子唱“糊涂的爱”、“糊涂糊涂糊糊涂”,那只表明他正谋划着如何把别人的大闺女小媳妇糊里糊涂地弄到自己的床上!男人的可耻与女人的可厌合并成一个实事:我们大家的性格其实都是一种糊里糊涂的感觉性格、实用性格、女人性格!所幸的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另一个半真半假的部分——情与义支撑着几千年的国脉和脊梁,可这根脊梁正被我们现在的君子们抽去,我们正凭卑下的感觉撕摧着一切规则和理性,我们难道还不应立即惊醒吗? 第三是市场运作、市场竞争问题。 按道理讲,产品的质量是市场竞争的最根本手段,即使完全抛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最起码的良心,单单为了多占市场、巩固市场、创造市场,不断提高产品质量、谋求质量优势也是必须的和没有条件的;只有那些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更能为社会带来好处的企业和产品才能处处占先,才能迎得社会大众的回报,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中,假劣的东西只能被自然地扫地出门。可这个道理同其它好的道理一样存在着两个麻烦,一个麻烦是,越是好的道理,运用起来风险越大,弄不好就会出现相反的、极坏的结果;另一个麻烦是,道理向实践的恰切推行,都需要一系列条件。良性的竞争作用的产生,我认为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产品的生产者经营者们要拥有以质取胜、服务社会的普遍观念和基本素质,如果相反,大多数人都不是这么想这么做的,任何道理在人的手里都不能成立或都要被颠倒。第二个条件即君子们反复强调的——买方市场的出现。第三个条件是有机有序的市场环境、流通机制和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社会文化。第四个条件是关于消费者的,优胜劣汰机制的最终成立,有赖于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自愿选择、有条件能够选择、能够真正合于理性地进行科学选择。实际上,这些条件是相互成立中协同在一起对优胜劣汰机制进行综合支持的。关于我们现在是否处于买方市场阶段上的问题,我不是经济专家,不敢乱下定论,而在表象上,那硝烟弥漫的广告战、名字战、软硬包装战、价格战、“商业文化战”(就是没有发生过质量战)等等,那琳琅满目的市场产品似乎告诉我们,商品的存量、流通量、生产量及再生产能力已相当可观,再加上无孔不入铺天盖地的假冒跟进和购买力下降的人口的增多,消费者的选择余地可以说是越来越大了;如果仅从量上考察,撇开对成因和实质内容——这大量的东西到底是商品还是垃圾——进行的考察,那么,“买方市场”好象已经形成了,市场阶段问题好象不是假冒伪劣的成因、没有对优胜劣汰机制产生阻滞破坏作用。关于产品生产经营者们的素质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描述过,不仅那些“地下企业”里直接生产假冒东西的人们,就连那些“正牌企业”的企业家们及包括劳动工人在内的我们所有人,已根本不把自己的职业意识和外人的利益——消费者的正当权利放在眼里了,人们整日里只是打着小算盘计算着社会和消费者,算计着今天我能榨出骗出抢出几个铜子,他们根本不考察明天的事情——今天只是糊里糊涂捞一把、明天不行了就跑;因此,我们没有质量意识,质量好不好无所谓,只要诓着你现在买走我的东西就行,你再来找我我就翻脸不认人或早已溜之大吉了,这是一种典型的卖老鼠药意识和没良心的小商贩意识。问题不出在有没有这样的意识,而在于这是一种普遍的意识;量变的积累形成质变,当大多数人都以这样的素质和心态投入真货假货的生产时,质量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搁置一旁,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就被腐蚀、分解、崩解了或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或者说,“优胜劣汰”的内容里已不再包含质量问题,它已不再等于或包含着具体的“质优者胜、质劣着汰”,而已经形式化泡沫化地等于“广告及促销优者胜、广告及促销劣者汰”。看来,这个机制一旦来到我们这里,就染上了我们的时髦明星、先锋专家们的嗜好——花花哨哨而无重量,雾里看娇美艳丽,走近处却是一丕长了绿毛发了霉的臭狗屎!大家都不在乎质量,坑多坑少捞一把就行,大家竟相在假冒伪劣中你追我赶你碰我撞打转转,质少质劣有质无质照赚不误,你是猪我是猪他也是猪大家都是猪,杀甲猪杀乙猪杀丙猪都是杀猪都出猪肉,这还谈得上什么优胜劣汰?相反,优质产品的成本高价格高产出慢并被淹没在假冒伪劣的汪洋大海之中、被假冒伪劣所撕扯啃咬,结果出现了一种背逆常理的荒唐:劣胜优汰!少数有质量意识的企业吃尽了苦头,少数有希望成长为参天大树的企业因不得“天时地利人和”而艰辛曲折、头破血流、风摧雷击、甚至枝断干折,因而,后来者中有质量意识的越来越少、望而却步,有的倒戈加入到假冒伪劣之中……这也是一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反物质、反生存的“天”——世界中发生的颠颠倒倒的事情,是一种反规律的运动——死亡之行;或者可以这样说:世界上除了存在共存、独存及其关系规律之外,任何其它具体的规律都是不牢靠的,都会被具体的“负”的共独存规律(大家约定一起喝剧毒老鼠药)所折反或拆除!这是当代君子给我们提供的非常可贵的思想启迪。关于消费者的购物选择行为及社会环境对优胜劣汰机制的影响问题,我们放在以后再讨论。 第四是市场环境、流通条件、购物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包括君子们在内的许多人都知道,市场作用特别是商业流通作用和种种促销手段,是实现商品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使好的产品,忽视了这个问题,也会在经营中付出不必要的代价;而在质量品次(等次、品位)上基本相同的不同产品之间,谁的流通工作和促销工作做得好,谁就更胜一筹。然而,这道理在对我们的经济发生作用的时候,显然发生了畸形变化,它已不再是它自己了,因为此时,它碰到了两个特别的条件。一个条件是前面说过的,现在充斥于流通渠道和促销机器中的产品已很少是好货色了。另一个特别条件是,从事商品流通、促销工作及对这种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工作的人或组织与我们、与大多数产品生产经营者一样,都不再在乎职业的严肃性、事业的认真性、他人的平等性和作人基本的诚信要求了,他们同样地都陷入了卑琐狡猾的小算计、唯我无他的感觉欲望、否定和玩弄一切的丑恶之中了,他们不可能再按照“传统”的、有序的正经认真的做法从事他们的流通、促销和监督管理工作了,他们实际上把这种工作当成为满足自己的物质享乐、利益获得、欲望发泄的鱼鹰和娼妓了!于是,我们的商业流通和促销工作便获得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一个特点是流通、促销的作用被极端地夸大到十分荒唐的地步。按实际讲,流通和促销仅是商品实现其价值的手段和条件而已,然而在我们这里,它成了商品价值的灵魂和脊骨,包装、广告、促销组织、中间商的作用比商品自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更重要,以至于它几乎取代了商品自身的生命,甚至于发生于这样的事情:广告和各种促销手段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许多子虚乌有、毫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却又非常昂贵的“新产品”,更有甚者,消费者掏尽腰包换来的竟然是种种刻骨铭心的伤害以至于生命的牺牲!这种花而不实耍小聪明的作风何时才能创出我们自己的世界名牌产品和名牌企业?第二个特点是,我们的流通、促销工作基本上是无规无序的,以至于在内容、原料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往这个促销机器之中填塞,只要成本低、回报丰厚就行。啥话都敢说,啥招儿都敢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大众相信,你爹与你孙子是同一个人,你奶奶是一个情窦未开未跑过马的少林小子,鸡蛋里卧着一只十万吨的大老虎,哥伦布其实还有月亮上的一个小母马的肚子里实施自我创生的精卵对接运动呢,克林顿天天吃星星和太阳的屎,所以才当了总统、成了色狼、变化为轰炸百姓的大野兽的,一天吃一斤黑土搀空气能活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太平洋上的XY岛国的公鸡全会下蛋、这蛋营养价值非常高、能让你修道成仙、就是显贵点、一万块钱一个、你吃够十个能让你的十个手指头全变成点金棒……他们的吹牛工夫无人能比,他会把避孕套抹上红钢笔水然后再吹大吹圆说“我逮住太阳了,太阳就是这个样子,快看呀快买呀,看一看五元钱,全部买断五十万”……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处是奸商,到处是欺骗,到处是缤纷的色彩、华丽的包装、动人的劝导、狮吼般的吆喝;这势头是如此地猛烈,以至于在国家正规大电视台,当那十分稀少可怜的叙述理性、良知、正义、知识、真情等问题的节目刚刚结束,尚不待人们对节目的内容稍加回味思考时,接踵而至的卖老鼠药广告便急不可奈地闯入人们的视线和心灵,以至于让人觉得,这世界不需要精神和知识,只要有一个卖老鼠药或卖卫生巾的和两个用老鼠药或卫生巾的就非常不错!这两类节目太不协调了,即使要播广告,为什么不在那种难得的能唤起人们的精神震动的节目之后安排些优美的艺术性广告呢?这样也好让人的心灵来一个平稳过渡软着陆!正因此,所有的假冒伪劣都被商人和各种广告所接纳,在许多情况下,吆喝得最响的正是质量最次、价格水分最多的东西!左边的假货说,它是沉鱼落雁的赵飞燕,右边的劣货说,它是闭月羞花的杨玉环,前边的伪货说,它是冰清玉洁性感喷涌的李师师,后边的次货说,它是能歌善舞风情万种的某明星,……这些国色天香纷纷摩拳擦掌坦胸甩乳唾沫四溅肉香狂飞地把你围得水泄不通,拽着你的手、扯着你的腿、搂着你的腰、抱着你的头、揪着你的头发,“二十块钱一搞”、“一块钱一搞”、“一毛钱一搞”、“一分钱一搞”、“倒找钱随便搞”……此时的你便不由自主地与这些破鞋搞了起来,即使钱包被“搞”空、身体被“搞”得一身性病也在所不惜!哪还去想什么真真假假优优劣劣这些令人扫兴的事呢?官员们在一旁嘿嘿发笑:这都是我搞掉下的,你们尽管搞吧,谁搞谁给我拿手续费,搞了之后我去收治安费和个人收入所得税,这是对公对私都有利的事,怎能不让你们搞呢?再说,那些货再加上经理、职员、嫖客、酒客人多势众,我何苦管他们得罪他们不让他们搞呢? 第五是消费者公众的选择问题 前面已经说过,按道理讲,在市场竞争中,通过不同生产者之间相互提高自己产品的质量,通过消费者的取优舍劣,好产品应当是一路顺风的,坏产品应当是寸步难行的;然而,这道理的成立需要一系列的条件支持,其中就有消费者能否真正有选择地实现自己真实的购物目标这个条件。这个条件的满足有待于三个问题的解决:消费者愿不愿意择优去劣?他们有没有能力和条件进行这样的选择?他们怎样选择?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得到笼通的肯定答案,只要神经正常,谁都乐于要好的拒绝不好的,可是,什么是好的和不好的又是因人而异的,且在实际中,又有几种因素影响着人们真实的选择意愿。在许多情况下,狂轰滥炸的促销宣传使人失去了选择的意愿和耐性,只好糊里糊涂地买一件算了。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并不愿意把大量时间花在购物上,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浪费;然而,对产品质量的取舍评价不是一个动作而是一个过程;只有通过一定的使用时间的检验,才能对产品的质量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防伪技术的出现只说明真对伪的无奈和假冒伪劣之难以根除!具体的购物环节中,从表象很难判定产品的好坏。这几种情况加起来,就使得公众的择优意愿在优胜劣汰机制的实际运作中的作用大大减弱,给假冒伪劣的产生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而质量名牌是时间筛选和生产者自觉的结果,是稀少的,它的周围有着多得多的杂牌,它的成长需要艰难的过程,它诉诸于公众的是一种信念,公众靠这种信念和自我感知去接受它;而影响公众的选择意愿的几种因素——杂乱的促销广告、购物时间的节约、临时判断的不确定性和真实评价的过程检验性又都是合情合理、天然如此、无法消除的。因此,择优意愿对防伪杜劣的作用是不明显的和次要的,它甚至会在欺骗性促销中引发择劣行为,生产者的素质和社会管理、市场管理、促销活动管理的优越有效性才是除伪杜劣的根本措施。特别是现在,产品、企业多而混杂,其中大量充斥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捞一把就跑的“企业家”和“商人”,他们善于趁消费者试买试用的时机,利用人们求新奇求时髦求便宜等心理,使用种种手段大搞投机诈骗,让人们永远处于一轮又一轮的吃亏上当之中。因此我说,所谓的防伪技术,全是雕虫小技,是毫用无处的雕虫小技,就好比小偷摸你的左衣袋,你就赶紧把钱从左衣袋弄到右衣袋里去,你把手捂住右衣袋得意忘形地唱:此袋无限三百两,然而小偷总有办法让你的手从右衣袋移开,它甚至会盯你到家、会将你麻醉!至于说让公众都长就一双火眼金晴,都能识别一般产品的真假伪劣,这办法只有在没有假冒伪劣的共产主义社会才管用,想出这办法的人根本不象什么专家,倒很象缺个心眼的二百五。 第二个问题也好回答,这实际上是已经说明过的问题:大众没有条件和能力真实地选定自己的购物目标。产品大部分都有问题,大众无从选择,选来选去总还要把坏东西拿回家去;各种欺骗宣传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无人管理的社会促销行为总是包围着误导着消费者,公众选择的结果很可能是落入圈套。 第三个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消费者是如何选择的呢?即使把我们的公众放在假冒伪劣十分微弱的市场中,他们能选出适合于自己的好产品吗?可能性不大!时髦、盲从、随群、猎奇、虚荣、图便宜、易被花里胡哨的东西所勾引和误导等等可以基本全面地概括我们的消费者群的意识特征。在富有感性奴性而没有真实自我和深刻理性的人群里,在势利浅薄的人群里,媒体的宣传、专家名星的表演成为大众的教课书和最高指示,奇怪、耀眼、热闹的东西指引着大众的方向,当这样的指示和东西与人们的阴暗心理相通时,大众尤其听话——就象猎狗疯追野兔那样。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也是这样,大众、特别是时髦的年轻的大众总是没有自我地在明流们的屁股后面呀呀学舌,却又总是“自我”感觉良好,总感到自己特潇洒、特现代、特自主、特自我、特先锋、特伟大,却不知自己早已是君子们导演的荒唐闹剧里的木偶道具,早已是商人们的广告工具和猎物,早已是俗贱得无以复加、空洞得无以复加、谁牵着就跟谁走、谁给肉骨头就跟谁走的傻狗了。这种特性和心态当然会被奸商所看重并被大力开发,肉骨头的香味将你熏醉,又把你乖乖地牵引过去,而在骨头的地底下,正是用假冒伪劣搭起的陷井。 那么,我们怎样对付这穷凶极恶的假冒伪劣呢?靠防伪技术吗?没门儿!那只叫雪地放炭,想化雪是不可能的,雪灭炭却是必然的。靠提高消费者的识辨力、挑选力、“投诉力”吗?没门儿!你没有权力要求人们把宝贵的时间花费在这种无休止的无用时间上,人们也没有义务、没有必要把时间把人生都泼撒在这个无底洞中,如果人们总是被撞破伤口再包扎治疗、在这种无穷期的受伤与治疗的交替中渡过一生,这还不如死了的好!即使好死不如赖活着,谁又给总在受伤和治疗中不创造劳动价值的你种粮食吃买衣穿?靠现在这种打假治劣的行动和方式吗?没门儿!这方式这行动如果行的话,假冒伪劣早就该绝迹了!靠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和完善吗?没门儿!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根绝假冒伪劣的功能,不论在自由竞争阶段、垄断阶段、全球化阶段,它最多只能把假冒伪劣限制在一定的程度内,且相反,市场经济与它所放纵放大的无耻私欲相结合,恰是假冒伪劣赖以生成的重要原因,更何况,就现在我们的社会状况和人的素质而言,不要说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封建经济、奴隶制经济、原始经济、动物经济放到我们手里,搞成搞不成也很难说!一种经济制度、经济形态、经济基础的建立和巩固发展、兴旺发达,不仅仅是生产力强烈驱动和促成的结果,而且是整个社会存在、民众文化素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这种综合作用,单凭生产力自己,不仅不能导致优秀的经济形态的生成和发展,它自己还会在不良的社会存在的作用下,特别在腐臭杂乱的经济文化因素的作用下走向倒退和崩溃!生产力是人们的生存发展现实在与自然之间的应差关系作用中产生的特定的弥补运动的功能能力和目标要求,经济形态是为最大限度地发挥和发展这种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个目标而选择的弥补运动的基本组织形式、运作形式、运动要素和内容;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天然地、前提性地包含着整个社会的、社会成员的能力素质和全部的共独存文化素质,离开了这样的素质,不论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还是二者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都是不会存在的。抽象的“人(物)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人在自然中的生存能力)”——生产力,和抽象的“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都不是人所特有的东西,而是所有事物所共有的一般性抽象性规律,只有当它注满了人所特有的东西——社会文化时,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并推动社会进步的规律才成为真正的人的、有效的规律,否则,它同石头与石头、石头与山的关系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历史唯物主义说生产力是最革命的东西,这句话应该更准确地说:人所特有的生存力、生命力、追求完美的能力和意志是最革命、最顽强、最不能被僵腐窒息的东西;在已有的已发生过的人类历史中,这句话是对的,而往后看却是很难说,如果任由象北约和美国那样的国际野兽一边疯狂地糟踏着自然资源一边丧心病狂地践踏着人间正义,这种趋势给人类的明天带来的的确是阴暗和凶险;同样,这句话对优秀的、能不断战胜自我、战胜敌人、优化发展自我、与世界正义携手共进的民族是正确的,反之则是无法预料的。人们能否开服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内在的关系中已然存在并不断加剧着的退化性、腐烂性、癌变性因素,能否超越自我、摆脱日益迫近的种种灾厄,这是一个视人们自己的不同表现而无法现实地确定的问题;光明的出现只能寄希望于每一个个人和群体时时处处毫无松懈地千百倍的警觉、认真、严肃和努力,唯此,纯洁坚实而喷发的生机才能在与灾难的拼斗中取胜领先。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清除假冒伪劣呢?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提高包括产品生产者及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所有人的思想文化素质,彻底否定和彻底清除现今蛆蝇飞舞的流行文化、商业文化,严厉惩处文化犯罪和文化思想领域中所谓的明星明流们的法律犯罪和道德犯罪,应象清除臭狗屎和抓老鼠那样将这些文化粪便扫地出门! 二、应象反腐败那样,制定最严厉的经济规则和反假冒伪劣制度,不讲条件寸步不让地贯彻这样的制度,冷酷无情地对待制售假冒伪劣者,就象对待麻风病那样。 三、的决心。如果你是一个关心民族未来和命运的,如果你不想让民族的未来立即蹈入不测的大厄运,你就应当象对待计划生育工作、反腐败工作那样对待文化清理和反假冒伪劣工作。这个工作是利国利民深受广大公众欢迎和支持的工作,即使搞得激烈些、过火些也影响不了大局、出不了大乱子;由此而真的出了乱子,血腥镇压也是师出有名的,也总比让假冒伪劣发展成经济癌症和社会癌症强,也是会得到人民的立解和支持的。 别的已无话可说了。最后让我们摘录一篇文章作为结尾。 《民族工业,是否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其实,这文章是可以翻译的,可以把它翻译成社会腐烂所导致的大崩溃大倒塌的一种情景。例如: A君早上吃饭时因吃了市场上卖的病猪肉而发生食物中毒,一家人马上开车把他往医院里送;正行之中,汽车因质量太差、发生机械事故而翻入深沟,所幸一家人安然无恙,大家爬出来忙招了一辆出租车向医院飞奔;正行之中,路边一所大楼因质量太次而突然倒塌,把出租车摧出几十米远,而全家又一次大难不死,于是再招一辆出租车向医院飞奔;正行之中,另一辆违章驾驶的汽车把出租车给撞翻了,违章者冷笑一声便逃跑了,而全家又一次逢凶化吉,再招一辆出租车继续往医院飞奔;好容易到了医院,而医院里因打架斗殴、房倒屋塌、交通事故、食物中毒、心肌梗塞、打胎流产、爱滋病、性病等原因求医的人太多太多了,这些病人及其家属们之间相互争斗、挤挤扛扛、乱成一团;医院里又有一个公开的密秘,要挂号、要求诊、要住院、要得到好的护理都必须先送红包,于是A君的父母拿着红包去找医生,而甲医生与情人约会去了,乙医生给院长送红包商量自己当第一副院长的事情去了,丙医生因为丈夫新娶了一个小狐狸精而抛弃了自己正在家里哭得死去活来呢……A君的家人在无奈中决定到另一家医院去。正行之中迎面过来一伙残兵败将,在抗击某国侵略的一次战斗中,他们的主将临阵脱逃,副将变节投敌,士兵无心作战,而援军将领因是一个靠溜须拍马送红包爬上去的大草包和怕死鬼而没有带兵来援,因而他们全军覆没、只剩下他们几个,这伙人不由分说就抢走了A君的看病钱并劫走了A君的妹妹;又正行之间,A君的妻子看到昨日的情人正向自己招手,她便头也不回地撇下A君自个约会去了;现在只剩下A君和他的父母与幼子了,出租车司机已因赚不到车费而开车走了;父母年迈苍苍、又悲又愤、双双哭倒在地,幼子到处乱跑哭着喊妈妈,而A君的病势越来越严重了,在羞愤和折磨中,在无奈麻木中,两行泪水缓慢溢出,一分钟后,A君死去……我们的大学士、大官人、大明星、大企业家和小财主们正给我们创造着这样的未来;其实,这种情形仅是未来倒塌社会中的一处很小很小的风景,这里尚未把自然对人的报复力、高科技的摧毁力、人在彻底的“自由”“自我”状态中的残忍本性无耻丑态等等必然性事件全部摄入这个风景之中。而实际上,这样的风景正片片段段地发生在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中,这些片段在日益地漫延、扩大、渗透、连接、递进、辅开着。 产品贴用《中国防伪码查询中心》的防伪码标签就不会出现产品被假冒等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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